陆舜教授:精准之路让肺癌“慢病化”不是梦

肺癌的精准之路从长路曲折到不断加速,将推动肺癌成为一种真正的“慢性病”。

 

 

 

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,80%-85%的患者为非小细胞肺癌(NSCLC),其中有超过一半的患者存在EGFR、ALK和ROS1等驱动基因突变。近年来,针对驱动基因的靶向治疗药物给NSCLC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。

 

2020年8月1日,由辉瑞公司主办的“第一届EAR肺癌精准诊疗高峰论坛”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三地同步拉开帷幕。在会议现场,“医学界”对话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肿瘤科主任、上海市肺部肿瘤临床医学中心主任陆舜教授,回顾国内外NSCLC精准诊疗发展历程,分享最前沿诊疗策略及治疗成果。

 

 

肺癌精准之路回顾:

EGFR、ALK、ROS1通路的传奇故事

 

 

2001年,国际上第一个靶向治疗药物伊马替尼获批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,开创了肿瘤的靶向治疗时代。而对于肺癌来说,它的精准之路却并不平坦。“事实上,肺癌的精准之路是从靶点不明确的靶向治疗开始的。”陆舜教授总结道。

 

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,美国科学家就已经证明EGFR通路和癌症有关。2003年,第一代EGFR-TKI(酪氨酸激酶抑制剂)上市,但是因为没有找到有效的疗效预测分子标记物,曾经一度遭遇“滑铁卢”。

 

2004年,美国麻省总医院的Tom Lynch教授等人通过基因测序技术发现EGFR突变与 EGFR-TKI治疗疗效之间存在相关性。随后,多项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如IPASS和NEJ002等均证实EGFR突变能够显著预测EGFR-TKI的疗效,肺癌的精准“大幕”才正式开启。

 

“因此,我们知道一条信息传导通路和找到一个疗效预测生物标记物,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”陆舜教授说道。

 

EGFR的故事很快在肺癌的另一个靶点——ALK上得到了复制。2007年,日本学者Soda等人第一次在NSCLC患者中鉴定出EML4-ALK融合基因,随后在克唑替尼的I期临床研究中观察到该药对ALK基因突变患者的显著疗效。于是,PROFILE1001研究正式启动,并初步确定了克唑替尼在ALK融合的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。随后,克唑替尼在其II期研究PROFILE1005中也证实了其显著的疗效。

 

在ALK之外,也是2007年,科学家首次在NSCLC细胞系中发现ROS1重排,随后发现ALK和ROS1重排蛋白的激酶结构域在ATP结合位点内具有77%的氨基酸同一性,因此克唑替尼也成为了ROS1的治疗焦点。2013年,克唑替尼作为第一代ALK/ROS1 TKI正式上市,后续ALK-TKI不断涌现,引领了肺癌靶向治疗之路。

 

“现如今,除了大家熟知的EGFR、ALK、ROS等靶点之外,还有更多的突变类型及靶向药物问世,推进肺癌治疗进入了更丰富的靶向治疗时代。”陆舜教授总结道,“如今的肺癌治疗都是基于基因分型,不同的靶点可以有不同的治疗,给肺癌患者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”

 

疗效更佳,安全可靠:

EGFR通路的迭代更新之路

 

 

在EGFR通路的研发中,首先出现的是第一代EGFR-TKI,与化疗相比,其无进展生存期(PFS)都得到了翻倍的提高。随后,研究者们迅速启动了二代和三代EGFR-TKI的研发。

 

“二代EGFR-TKI与一代相比,抑制EGFR的效能可能会更高。”陆舜教授以二代EGFR-TKI达可替尼为例,阐述了EGFR通路的迭代升级之路。

 

2018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(ASCO)大会公布的ARCHER 1050研究是达可替尼头对头挑战一代吉非替尼治疗EGFR+NSCLC患者,结果显示,达可替尼和吉非替尼的客观缓解率相似,分别为75%和72%,但其PFS为14.7个月,完胜吉非替尼(9.2个月)。

 

另外,之后的亚组分析发现,达可替尼的生存优势在所有亚组中均一致,包括不同种族、EGFR突变类型。在亚洲人群中,达可替尼组和吉非替尼组的总生存(OS)为37.7个月 vs 29.1个月,42个月OS率为45.1% vs 36.8%。

 

“在回顾性研究中,我们也看到达可替尼在EGFR L858位点中显示了更好的生存获益。”陆舜教授补充道。

 

该研究提示,在晚期EGFR突变的NSCLC患者中,达可替尼应考虑作为标准方案的选择之一。

 

ALK阳性肺癌慢病化,10年生存不是梦

 

 

自从2007年EML4-ALK融合基因发现以来,13年间ALK阳性NSCLC的治疗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ALK-TKI不断涌现,使得ALK阳性患者的生存时间显著延长。

 

“ALK通路是一条比较‘拥挤’的路。”陆舜教授说道,“得益于众多药物的研发和应用,目前ALK阳性的肺癌患者中位生存期可以超过5年,真正实现了慢性化的治疗目标。”

 

目前,我国已经获批的ALK-TKI包括克唑替尼、塞瑞替尼和阿来替尼。临床上对于药物的选择,要从药物疗效、药物安全性、患者疾病特征(如是否伴有脑转移)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,也需要结合患者的经济状况。陆舜教授坦言,以一代ALK-TKI克唑替尼为例,未来若能进入基本药物目录,将给更多患者带来肺癌慢病化的希望。

 

除了目前药物不断提高可及性,惠及更多患者之外,还有一个新药值得期待:三代ALK-TKI劳拉替尼即将在今年公布其一线治疗ALK阳性患者的CROWN研究,可能会给治疗模式带来新的变革。

 

这一切都让陆舜教授对ALK阳性肺癌患者的治疗充满信心:“总体来说,ALK-TKI组合的应用让患者长期生存得到可能。我们希望在不远的未来,ALK阳性NSCLC患者能够追求中位10年的生存预后。”

 

ROS1重排:下一个“黄金靶点”

 

 

近年来,除了EGFR和ALK通路之外,还有一个靶点研究进展迅猛,那就是ROS1通路。这个通路相对罕见,肺腺癌中仅有1%-2%患者携带该通路。

 

2014年,发表于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的PROFILE 1001 ROS1队列结果显示,53例接受克唑替尼ROS1重排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患者治疗的客观缓解率为72%,中位缓解持续时间为17.6个月。因此,仅仅基于单臂研究克唑替尼用于ROS1阳性NSCLC的适应证很快在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得以获批。目前,克唑替尼是我国唯一获得ROS1重排NSCLC适应证的药物。

 

目前,ROS1通路的新药研发进程也在不断加速。ROS1重排NSCLC患者的生存数据有望不断被刷新,中位生存期有望接近或者超过五年,使肺癌真正成为一种慢性病。

 

基因检测、药物研发、信息共享:

肺癌靶向治疗的3大难题

 

 

肺癌靶向精准之路已经走过了10余年的时间。展望未来,中国肺癌靶向治疗面临哪些临床问题?陆舜教授坦言,共有以下三大难题有待解决:

 

首先,准确、快速的基因检测是所有靶向治疗得以实现的前提。因此,基因检测的规范性、结果的及时性和价格的可及性都决定了靶向治疗的落实情况。“我们期望国家能够进一步规范二代测序技术,同时能够加快出检测报告的时间,将更多的基因检测纳入医保。”陆舜教授说道。

 

另外,药物治疗领域同样面临挑战,例如对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人群的复发/耐药策略进行更多探索,以及研究整合化疗、靶向和免疫治疗的最佳策略,等等。

 

最后,信息的共享非常重要。目前在我国,尚缺乏统一的真实世界研究(RWS)层面的大数据,很多药物在真实临床实践中,尤其在特殊人群中的效果如何还是未知数。“不过这方面我们也已经在做工作,例如我们即将在世界肺癌大会(WCLC)公布我们的三代EGFR-TKI真实世界研究数据,值得期待。”陆舜教授说道。

 

结  

 

回忆往昔,NSCLC的精准之路从EGFR起步,到ALK、ROS1靶点的发现以及由此带来的基因筛查的普及,奠定了我国肺癌精准诊疗的基础,为实现肺癌慢病化管理提供了可能。虽然晚期NSCLC在临床治疗中取得长足进步,但患者需求仍未得到完全满足,需要研发、临床、药物可及性等各个环节紧密合作,持续推进疾病认知,积极寻求新的解决方案,不断提升患者的生存获益。

 

 

专家简介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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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舜教授

 

主任医师,二级教授,博导,上海市肺部肿瘤临床医学中心/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肿瘤科主任,国际肺癌研究会(IASLC)出版委员会委员,Journal of Thoracic Oncology副主编,Lung Cancer副主编,Oncologist 编委,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, 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委员会委员,中华肿瘤学会委员,中国临床肿瘤学会(CSCO)常务理事、希斯科基金会副理事长,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精准医疗分会副主任委员,上海市医学会肿瘤学会主任委员兼胸部肿瘤组组长,国家重点专项首席专家,作为负责人主持科技部国际合作课题1项;国家新药创新重大专项1项,863重大课题子课题2项;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1项。

作为第一/通讯作者发表论著300余篇,其中SCI收录90余篇包括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、Annals of Oncology、Nature Communications、PNAS、Clinical  Cancer Research、Nucleic Acids Res、Chest、JTO等,总IF 338.9。

获奖: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;上海市医学科技奖一等奖;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一等奖;2018年获得仁心医者·上海市杰出专科医师提名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