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益国家队进场参与竞争 应给予鼓励
近日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接受《社会创新家》专访。就腾讯“99公益日”的创新价值，其为整个公益行业、社会公众带来的影响，其是否实现了腾讯创办这一公益节日以推动人人可公益的初心，其存在哪些亟待改进的地方，未来还有哪些发展可能性等问题进行了回应。
01. 技术+互联网，引领慈善潮流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“99公益日”已过五年，现在值得做一次总结。王院长一直非常关注社会创新，从社会创新的角度，你如何评价“99公益日”的价值？
王振耀：“99公益日”是世界范围内针对公益募捐的一次重大社会创新。它符合中国国情，极具中国特色。在我国慈善事业起步的初期，社区慈善和组织捐赠并不完善的情况下，“99公益日”提升了社会大众的网络捐赠意识，同时带动众多社会组织、公益慈善项目参与其中，引领了中国现代公益慈善的发展。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2019年“99公益日”获得4800万人次捐款，捐款总额超过17.8亿元，实现两个里程碑数据——参与的慈善组织超过一万家，参与的企业超过一万家。这些数据对公益行业、社会公众意味着什么？
王振耀：三天内能达到如此数据，证明“99公益日”基本上将中国活跃的慈善组织和企业凝聚到了同一个平台上。这种凝聚不是通过僵硬的组织手段，而是通过技术构造了一个机制性联系，具有鲜明的社会性、群众性。不仅是公益行业的盛宴，也是大众喜闻乐见的社会性活动，将中国的慈善事业向前推进一大步。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“99公益日”背后的理念不断更迭，从最初“人人公益”到“指尖公益”，再到“理性公益”。这种理念进化，背后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？
王振耀：这个进化代表了整个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进程。慈善的本质是平民大众参与慈善。在世界上其他国家，大部分捐赠主要来自平民。而早期国内大众参与慈善不方便。腾讯利用技术、移动互联网创造了“99公益日”，推动了“人人公益”的发展，融合并引领了现代慈善的理念。
接着，腾讯倡导“指尖公益”，公众参与公益的方式更加便捷。现在发展到“理性公益”，这符合中国与全球慈善发展的大潮流。腾讯既顺应潮流，也在潮流中不断提升自我，继而在大潮基础上造势，引领全国公益慈善的发展。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每逢“99公益日”，很多草根组织会充分利用朋友圈做遗传，有声音认为这是“杀熟”，这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吗？例如著名学者费孝通曾提出中国是一个“差序格局”的文化，你怎么看？
王振耀：在世界上，很多国家的慈善捐赠主要来自熟人捐赠。譬如在美国，居民参加教区活动，普遍被要求进行捐赠，甚至要求捐赠个人工资的10%。平时居民经常收到传单、信件等劝募信息，甚至很多劝募带有一些强制性的意味。对比之下，我们国家的公众尚不适应熟人募捐，不过可以逐渐适应。
我们中国文化蕴含非常强大的“善”观念。我们的家国情怀是文化差序格局的一种表征。我们应该思考如何运用转化这强大的“善”资源。从周边人开始做募捐，可视作一个尝试。公众既可以理性捐赠，也可以选择不捐赠，心态放平和，这是一种双向选择。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腾讯联合创始人陈一丹多次对外传达“99公益日”初衷在于帮助慈善组织彼此共生共建。但在实际运行中，各家慈善组织分割同一块大蛋糕，似乎呈现出一种强竞争关系，甚至显得“混乱”与自顾不暇。你怎么看待这种现状？
王振耀：我们必须容忍重大社会创新存在一定的“混乱”。如果没有一些“争”和“乱”，这是不正常的、没有活力的。在创新初期，我们不要试图要求所有参与方整齐划一，要允许有创造，有合理的“乱”。
从无序到有序，是事物发展的必经之路。我们无法要求一个技术诞生后立刻呈现出绝对的有序与成熟。总体上，“99公益日”经过自我更新改善，有能力将混乱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与空间内，最终会助力慈善机构共生共长。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“99公益日”背后，腾讯通过一系列技术来增加透明，保障公平竞争。但也有公益人认为表面公平不是事实公平，终归还是马太效应，反而加剧不同机构在资源占有上的差距。你怎么看？如何实现其中的平衡？
王振耀：在保障公平之外，腾讯可以设计一个补偿机制。譬如腾讯将来可以尝试拿出一部分资金来补偿弱小机构，或者给小机构开辟募捐专场，类似社会管理上的社会救济机制。具体怎么操作需要邀请行业代表，大家一起讨论设计。一个产品的发展需要不断进行完善，大家一起提意见，互相辩论，而不是一股脑地否定整个产品。
02. 迭代规则，保持进化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2020年的“99公益日”，关于以地方慈善总会为代表的“国家队”入场引发众多讨论。有人认为慈善会入场是参与竞争的好迹象，有人则质疑其不正当竞争，甚至“以权谋捐”，你怎么看？
王振耀：公益国家队之前经常被认为是官僚主义，与人民群众不对接，如今国家队改变作风，参与群众进行竞争，由此又引发争论。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公权力。从我们传统文化里看，公权力不是必要的恶，而是必要的善。既然国家队具有为公众做事的完备网络，况且他们募款后依旧按照公益方针，施用于公众，那对他们“进场”参与竞争的姿态，我们应给予鼓励。
当然，我们需要提醒公益国家队遵循游戏规则。对于可能出现的滥用权力问题，需要腾讯出面设置相应规则进行约束。譬如腾讯可以规定，假如国家队募款额达到一定数量，必须强制性地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公益伙伴。如此一来，通过建立机制来实现一种再平衡，鼓励国家队和社会之间形成有机联系，从而促进整个生态的良性建设。
“99公益日”是政府与民间共同学习公益的平台。有问题不可怕，关键是大家面对问题一起讨论并加以改进。规则很重要，只要规则一变，可以实现双赢或多赢。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面对公益国家队的入场，一些草根公益人自觉无法与之竞争，甚至断言今年99公益筹款危矣。在你看来，民间公益机构对此应抱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？在情绪之外，如何与慈善会等合作，从而共同发展？
王振耀：很多人喜欢称民间公益机构为“草根组织”。我更愿意称他们为“专业化社会服务组织”。“草根”这种称呼，是一种与官办比较对立的叙事。换成“专业化社会服务组织”，听起来让人肃然起敬。这些专业化社会服务组织应该自信一些。以人为本的社会革命已经到来，他们作为社会的毛细血管，将来大量社会服务需要依靠他们来做。
专业化社会服务组织应该发自内心肯定自己的优势和价值。同时，他们应与官办慈善机构、政府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需要官办机构、政府支持培育这些专业化社会服务组织，政府应该学会向他们购买专业的社会服务。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“99公益日”有哪些进化的地方？未来还有哪些发展可能性？
王振耀：总体上，“99公益日”的发展方向没有问题。如果以未来五年的维度来看，我们应该为“99公益日”提供一个机制性的支撑。譬如，每年公开组织行业、政府、民间等多方代表共同对话，商讨如何进一步完善“99公益日”这个平台，为将来过亿甚至几亿人的捐赠做准备。
同时，腾讯应充分利用社会上广泛存在的“善”，开发更多与社区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公益项目。腾讯可以开发一系列衍生品，引导公众不仅只关注钱，也要关注示范性项目的社会影响力，使得公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我也期待将来腾讯可以邀请更多企业上的合作伙伴加入进来，帮助“99公益日”成为一个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大影响力的公益平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