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正飞 也许，人类正需要向肿瘤细胞学习
人 物 介 绍
朱正飞，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主任医师，肿瘤学博士，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临床研究中心主任。擅长常见胸部肿瘤，包括肺癌、食管癌、以及纵膈肿瘤的放射治疗及综合治疗。任中国医药教育学会肿瘤放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、中国临床肿瘤学会（CSCO）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，在以第一/通讯作者身份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学术论文50余篇，其中SCI收录的学术论文30余篇。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、上海市“医苑新星”杰出青年医学人才计划。
采访笔记
采访医生有些年头了，我也常常听精于此道的“业界领袖”在私下里这么说：癌症源于基因的突变，而这种突变基因导致的癌细胞，有时会展现出永不停止的分裂，它们可以一直分裂下去，没有衰老的痕迹，这透露出永生的意味——这种带着永生意味的分裂，却会摧毁我们的身体，带来无可避免的死亡。
这真是一个绝佳的隐喻：永生带来的即是死亡。这使我隐约觉得，癌症是人类通向永生的最后一道大门，但这道大门背后，并不一定是世外桃源，有的可能只是万丈悬崖。
我们的聊天洋洋洒洒，他的语言里闪烁着微光，自始至终都在关注着病人，似乎总是在提醒我，在癌症的背后，是一个个与我们血肉相连、气息相通的个体。于是，当他诠释一个个与癌症相搏的故事，似乎也具有了超出个体的象征性的意义：这是一场一个物种与一种致命的古老疾病的恒久战争。在这场战争里，敌人拥有千万年物竞天择中演化出来的精妙而复杂的机制，体现的是自然界最核心、最原始、最顽强的生存需要与能力。
“每一个癌细胞，都是一个扭曲的、发展的、比我们本人更强大的、适应能力更高的敌手。抗癌治疗虽然不再是经验主义，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，但是你知道的越多，会发现后面还有更大的困难，明明知道依据现在的技术，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，不过你还是要往前走。”
他甚至提出了“学习癌症细胞一样的精神”，听的我目瞪口呆，但回过神来，却发现果然如是，叹为观止。他说，癌症是一个医学问题，一个统计学问题，一个社会学问题，一个心理学问题，也是一个人的问题。理解了癌症，或许就理解了人类的过去，现在，或许未来。“在达成理解的路上，很多生命，成了路边的野菊花，还有很多花儿，仍在等待。”
他坦言，有限成功不等于成功。“很多医生不愿意说治愈，因为不确定性，因为严谨，因为敬畏，因为他知道自己不知道。很多往前走的治疗方案，都是处于道德规范的边界。”
我从他的谈话里找到了一个词：求真务实。在治疗癌症的岁月里，他专心于他的思考，身体力行的实践，如今已有小成。二十多年前，他从南通到上海，就怀有这样的抱负。
我忽然想起他的一位南通同乡，一百多年前的清末实业家张謇，办大生纱厂、东华大学、海事大学，将上海作为创业和发展事业的窗口。他的一生证明：作为社会个体，既在原有社会结构下有所作为，同时又参与新的社会建构，思考和行动，既受制于历史，又在创造新的历史。这一点，与苦心孤诣与癌症对垒的他，又是何等相似。
将雨山云忽际天，
有时山忽上云颠。
晚来更被横风扰，
万点青苍尽化烟。
握手言别，我把这首张謇的诗，送给他。
1
从医之路
1976年，朱正飞出生于江苏南通。
学医这个选择，很大程度上跟他的家庭有关。在朱正飞还不满十岁的时候，母亲患上了乳腺癌，在南通肿瘤医院住院治疗。
“母亲当年接受了乳腺癌的扩大根治手术，刀口几乎超过了整个胸壁的纵长，又经过了漫长的化疗。”当时肿瘤的治疗手段较少，相对简单粗暴，朱正飞至今都能清晰地回忆起母亲经历的痛苦。朱正飞十岁生日的时候，母亲在医院病床上，不能陪在身边。朱正飞说，那一天非常想念母亲，“老母与子别，呼天野草间”。揪心与牵挂，伴随他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十岁生日，不过，也正是那一天晚上，他坚定了未来的职业选择：学医，救人。
到了高考那一年，从第一志愿到第三志愿，朱正飞都填报了医学院校，最终，他考入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。
朱正飞说，从高中到大学，是身份与认知的转变。大学五年，他很“单纯”，除了读书，还是读书。本科毕业后，也许是冥冥中的安排，他一脚踏进母亲曾经在此住院的南通肿瘤医院，熟悉的建筑，熟悉的草木，让朱正飞感慨良久，他知道，多年前许下的愿望，终于有实现的机会与可能了。
轮转过后，朱正飞选择了放射治疗科作为专业方向。放疗是一门专业性强、融合度高的学科，定位要靠扎实掌握解剖标志，读片则要靠二维三维的影像基础和优秀的空间想象能力，还需要放射物理和放射生物的知识。在做小医生时，朱正飞到了晚上，一有空闲就在办公室捧着一个骷髅，观察头部的复杂结构，细细琢磨，在脑袋里拼成一个三维图像。
“这一枚骷髅，是从标本房里借出来的，跟着我两三年吧，我不知道它曾经的主人是谁，是怎样的人生，但我一定很感激他，在寂寞的夜晚，伴随我青灯黄卷的苦读。”
轮转四年，朱正飞对肿瘤学和放射治疗学有了初浅的认识，他意识到自己需要钻研什么、需要加强什么，也发现现有知识远远不够。于是，四年后，朱正飞考研进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，师从胸部肿瘤放疗专家傅小龙教授。巧的是，在2005年面临转博时，傅小龙教授也刚好评上了博导，朱正飞顺理成章成为了他的第一个博士，主攻肺癌。
2
生涯飞跃
“老师的性格里非常安静，他能够静下心想事情，想病人的治疗和学术发展，不受各种干扰和诱惑，这一点，我特别佩服。同时，他对病人非常负责，作为放疗科主任，他日常事务繁忙，但仍然对每张病床的病人情况熟稔于心。他从来不用翻病史，从一床到二十床，病人是什么状况、要注意些什么，了如指掌。”
傅小龙教授在全国放疗界有口皆碑，他对病人设身处地的考虑，给了朱正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“导师大我12，还在不断学习新的技术方法。他对事业有热忱的追求和独到的见解，很早就想着如何接轨国际上最新的治疗模式，并以惊人的践行力落到实处。而且，从不固执，愿意和研究生们讨论问题，对合理的补充，都能爽利地接受，难能可贵。”朱正飞说。
正因为此，老师身上的很多特性，后来慢慢也成了朱正飞的习惯——了解病人关心病人，把病人的利益作为首要考虑；不断进取和学习，力求自我完善。他一直记得老师的话：放疗科室除了放疗医生之外，还应该增加更多工科、生物等领域的跨学科人才。
“放射治疗专业性很强，需要各个学科的配合，需要先进的内科治疗手段以及生物物理技术支撑，需要更好地做到精准化诊疗——这些学科，在放疗的各个维度上应用价值都能得到体现。”朱正飞说，这就对放疗医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：首先要对现在的新技术和新方法有比较深入的了解，其次要站在医生的立场讲出自己的想法，并理解交叉学科的观念，擦出共同的火花，找出相应的交集，而这个交集往往就是能够发展和创新之处，也是朱正飞正在努力的方向。
朱正飞说，在傅小龙老师门下读研，也正是他职业成就感萌生的伊始，所谓风鹏正举，一飞冲天。
在朱正飞看来，成就感是由几部分组成的：第一，来自内心，这源于对自己的打分，感觉到比原来更加完善，这是“自我认同感”；第二，来自于他人的评价，包括导师对自己的认可，还包括放疗学界前辈、同僚、学会的认可；第三，令人满意的疗效。“也许这一点是最重要的。我希望对病人做出符合指南，又带有一些创新意义的治疗，在中国尤其重要的是，不进行过度治疗，病人还能获得长期生存，又有生活质量。”
2012-2014年，朱正飞作为访问学者，前往美国MD Anderson肿瘤中心。
国外访学分为两类，第一类是实验工作，进行基础研究，为晋升和课题申请提供一定的基础；第二类是临床工作，聚焦于国外医疗系统下病人的诊疗过程、效果和病人的感受。朱正飞的访学属于后者，他表示，的确感受到了与国内的差异：
“国外临床资料数据库很完善，比较研究非常方便。有了数据库的支撑，所以有更多的临床试验能够参与，有更多的研究手段和探索机会。这对国内的同行，是个重要的启发。”
3
有所为有所不为
从医20余年，说起病人，朱正飞如数家珍，对很多病例记忆犹新。
一个五年前的食管癌病人，发生了肩胛骨、腹膜与淋巴结的多发性转移，对各个部位都进行了积极的局部处理（放疗）。到如今，即便化疗已经停止五年，患者都没有发生复发转移。这也是朱正飞经常拿来教导进修医生的病例。
朱正飞表示，肿瘤治疗之前就应该对预后进行预判，是可治愈的（curable）、可能治愈的（potential curable）还是不可治愈的（incurable）？能用根治性治疗手段达到治愈的，就要尽量将这些手段前移，力求治愈，坚决不能用不可根治的手段。可治愈的早期肺癌，目前还是推荐手术治疗，不应该在没有临床入组的情况下，试验性地擅用一些方法，这是对病人的不负责。只有晚期的病人，才要尽量在其有生之年，保护生活质量和社会学行为，在此基础上适当延长患者的生命。所以，对肿瘤的生物学特性的把握，是非常重要的，这对治疗手段的选择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基于这一点，朱正飞提到一个全身多发转移的女病人，经过培美+铂类的四疗程化疗，肿瘤退缩明显。按照传统理论，该病人需要进行培美维持治疗，但病人并不愿意。朱正飞和内科医生进行了讨论：这是一个生长缓慢的惰性肿瘤，直到2年多才出现孤立性病灶的进展，根据病人意愿，采用局部治疗可能就够了。
“没必要用靶向药物。靶向药物只是肿瘤抑制剂而不是杀灭剂，多数靶向治疗都会出现复发和耐药。而事实上，惰性肿瘤处在一个相对平衡状态，就不必选择激进的治疗方案。”朱正飞这样解释：这类肿瘤就像是会吃人的“狮子”，手头的治疗武器相当于一根筷子，用筷子杀死一头狮子，可能吗？当然不可能。但现在肿瘤处于相对缓慢静止的状态，就像是狮子睡着了；如果强行治疗，就是用筷子去捣狮子的眼睛，如果刺激了肿瘤，狮子就会“吃人”。朱正飞的选择是，密切观察狮子的状态，如果有醒来的预兆，就用“筷子”点一个“穴”，让肿瘤尽量处于休眠的状态——这就是密切把握肿瘤生物学特性的艺术。
朱正飞这样理解人和肿瘤的关系：和病毒细菌这类病原体不同，肿瘤起自人体本身，由正常细胞恶变而来，是人类自己的“孩子”——不过是个坏孩子，因此，治疗肿瘤相比于治疗体外的病原要难得多。同时，既然是自身长出来的，就会和人体达到相应的平衡，但这种平衡需要外力的帮助，譬如对肿瘤的杀伤和对人体免疫功能的调节。另外，在肿瘤诊治的过程中，人体的其他社会心理因素，也会对肿瘤产生影响，譬如情绪、性格、价值观，都可能改变自身的免疫力。
和肿瘤打了多年交道，作为放疗科医生，朱正飞说，肿瘤是复杂而狡猾的，需要的是不是单一局部治疗，而是基于全面考虑的综合治疗。
“说句戏言，人类需要具有肿瘤细胞的某种精神。”朱正飞说，“首先，它能批评和自我批评——肿瘤为什么会对药物耐药？因为肿瘤会改造自己，自我批评自我反省，能在夹缝里求生；其次，它会利用资源，比如周边的旁路、新生的血管和营养物质；第三，它非常具有合作精神，比如肿瘤细胞之间的crosstalk；最后，它还很善变，能够适应时代的潮流。”和肿瘤斗争这么多年，朱正飞认为，肿瘤的这些精神，在人类学、社会学方面也同样适用。
如今，科技进步、学科发展，肿瘤治疗的手段和方法有了更多突破，更多病人有了长期生存的可能。朱正飞说，医生就像战士，敌人是肿瘤，要扛住或杀灭它，仰赖各种各样的武器。关键的问题是，手头的武器是否适合病人。
他这样比喻道：“大炮很猛，去打蚊子行吗？手枪不错，去打一个军队可能吗？所以，对肿瘤生物学特性的认识，在选择武器的过程中非常重要。”
